夫人吴氏，新安郡人，为同郡崔光弼少李妻。年五十七，以政和四年十一月某甲子，卒于广州其子耀卿之官舍。明年十二月壬申，耀卿护丧归葬郡之长南三十里永丰乡鸾坑原，始叙夫人之行实，求予铭。夫人之先世以力田为家，居乡称善人长者，未尝出而求仕。其父瀚，始以赀交结贤士大夫，名有器识，所为多可纪，一时衣冠喜从之游。夫人生而丰端奇颖，瀚教以诗书笔墨而黜女工。居无何，夫人于笔墨女工皆善，诸豪争聘之。瀚笑曰：「吾有一女，爱甚于男，所不足者非财也，何至与儿曹为偶」？立谢聘者。会少李蚤孤，以身归其伯父驾部君，至新安而驾部以前死，留不得去。瀚一见喜曰：「吾阅人多矣，无如崔君者，必以为婿」。父老谏曰：「君求婿久矣，今妄得一游士，初昧平生，独奈何予之女」？瀚曰：「吾极知崔君人材足依，毋多言」。归夫人崔氏，厚以金缯田宅畀之。故少李从学四方二十馀年，未尝以家事关心。而岁时烝尝庆吊，晨昏饮食起居，于流寓中孑然自表白崔氏之门者，皆夫人力也。及少李两荐有司，不报，倦游而归。夫人益倾赀供宾客费，日进诸子于学。岁晚或几于不足，人以为忧，而夫人处之自如。逮崇宁初，天子新学校法，次子耀卿以文学知名，中进士科，为施州州学教授、广南东路提举学事司管勾文字，奉夫人以行。人谓且享于报，而夫人卒矣，距少李卒之八年也。夫人资宽厚，孝于亲，顺于夫，慈于子，睦于宗族，而仁于僮使，静专婉娈，无一不宜。晚喜释氏书，薰祓精甚，或日一食，门内之治，绝不经意。间用声乐自娱，若淡然于世无情者。子四人，曰栎、曰耀卿、曰夏卿、曰真卿，皆力学如夫人教。女三人，适进士汪某、李天贶、汪文。呜呼！夫人始嫔崔氏而亢其宗，晚从子养而遗其累，终始皆合于义，是宜为铭。铭曰：

壸则母训，古必能之。后专组紃，鲜克承之。懿此硕媛，学而明之。夫曰匪妇，余孰成之？子曰匪母，余孰荣之？宜老宜寿，福禄盈之。百未酬一，神遽倾之。令龟崇冈，室且城之。孰贻无穷，歌以永之。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诏问曰：「南宫侍中等闻雌鸡化为雄，尾头毛已似雄，头尚未变」。臣闻凡鸡为怪，皆貌之失也。其传曰：「貌之不恭，是谓不肃，时则有难祸」。孝宣帝黄龙元年，未央宫辂轸中，雌难化为雄，不鸣无距。是岁元帝初即位，将立妃王氏为后。至初元元年，丞相史家雌鸡化为雄，冠距而鸣。是岁封后父禁为平阳侯，而女立为皇后，王氏之宠始盛。至哀帝晏驾，后摄焉政，王莽以后兄子为大司马，由是为乱。昔武王伐纣，曰「牝鸡司晨，惟家之索」。《易传》曰：「妇人专政，国不静。牝鸡雄鸣，主不荣」。夫牝鸡但雄鸣，尚有索家、不荣之名，况乃阴阳易体，名实变改！此诚大异。臣窃以意推之，头为元首，人君之象也。今鸡一身已变，未至于头，而圣主知之，访问其故，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。若应之不精，政无所改，头冠或成，为患兹大。敬慎威仪动作之容，断取御改兴政之原，则其救也。夫以匹夫颜氏之子，有过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。《易》曰：「不远复，远祇悔，元吉（本集，又《续汉·五行志》一引两条，又《后汉·蔡邕传》注引《续汉志》两条，又《后魏·崔光传》。）。

臣闻《春秋》之作，以示万世规戒。上之日食雨雹陨星震电，下至多麋有蜮蝝生有蜚之类，纤悉必载。独祥瑞之事，阙然不闻，岂二百四十二年间皆无可书之实？圣人垂教，以为无益故也。秦汉以来，世主往往凭藉以文太平，故此说浸盛。至若黄龙见于刘聪，苍麟白鹿见于石虎，凤凰驺虞见于王建之世，是乘时僭窃，何瑞之有？而其导谀之臣，曾罔闻知。史册班班，盖有《春秋》深意。惟元魏世宗时，芝生太极殿，崔光举庄周所谓气蒸成菌，指为不祥，其言忠切，可为后世龟鉴。恭惟陛下圣谟天造，光启中兴，岁仍金穰，可谓上瑞。绍兴初，蜀郡有以符瑞来上者，亟行削秩。四方闻之，莫不歌诵圣德。十馀年以来，权臣擅朝，矫诬瑞应，邪谄之徒，迎合朋附，藉此为进身计，臣不敢缕陈。如衢州之宝碑，则设心献佞，类于符命；赣州之木成「天下太平」字，锼刻甚明，识者嗤笑；福州之竹实，则传记所载，初非吉證。揆是三者，槩可见矣。臣愚欲望睿慈专下明诏，自今州县无得辄奏祥瑞，其卓卓显异不可泯者，上之礼部。庶几洗涤浇风，化为忠厚，以称陛下谦慎之本意，诚非小补。臣愚无识，惟陛下留听。

郑氏之义，禘者大祭之名。大祭圆丘谓之禘者，审谛五精星辰也；大祭宗庙谓之禘者，审谛其昭穆（《通典》作「其昭百官也」。）。圆丘常合不言祫，宗庙时合故言祫。斯则宗庙祫禘并行，圜丘一禘而已。宜于宗庙俱行禘祫之礼。二礼异，故名殊。依礼，春废犆示勺，于尝于烝则祫（《通典》作「则祫尝祫烝」。），不于三时皆行禘祫之礼（《魏书·礼志》上。太和十三年，诏议禘祫，尚书游明根、左丞郭祚、中书侍郎封琳、著作郎崔光等对。又见《通典》五十。）。

臣闻龙图出而皇道明，龟书见而帝德昶，斯实冥中之书契也。自瑞官文而卑高陈，民师建而贱贵序，此乃人间之绳式也。是以《唐典》篆钦明之册，《虞书》铭慎徽之篇，《传》著夏氏之《箴》，《诗》录商家之《颂》，斯皆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也。逮于周姬，鉴乎二代，文王开之以两经，公旦申之以六联，郁乎其文，典章大略也。故观《雅》、《颂》，识文武之丕烈，察歌音，辨周公之至孝。是以季札听《风》而知始基，听《颂》而识盛德。至若尼父之别鲁籍，丘明之辨孔志，可谓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者矣。自馀乘、志之比，其亦有趣焉。暨史、班之录，乃文穷于秦、汉，事尽于哀、平，惩劝两书，华实兼载，文质彬彬，富哉言也。令大汉之风，美类三代，炎□□崇，道冠来事。降及华、马、陈、干，咸有放焉。四敷赞弗远，不可力致，岂虚也哉？其馀率见而书，睹事而作者多矣。寻其本末，可往来焉。

唯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，岁越百龄，年几十纪。太祖以弗违开基，武皇以奉时拓业，虎啸域中，龙飞宇外，小往大来，品物咸亨。自兹以降，世济其光。史官叙录，未充其盛。加以东观中圯，册勋有阙，美随日落，善因月稀。故谚曰：一日不书，百事荒芜。至于太和之十一年，先帝、先后，远惟景业，绵绵休烈，若不恢史阐录，惧上业茂功，殆有缺矣。于是召名儒博达之士，充麟阁之选。于时忘臣众短，采臣片志，令臣出纳，授臣丞职，猥属斯事，无所与让。高祖时诏臣曰：「平尔雅志，正尔笔端，书而不法，后世何观」。臣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坠，与著作等鸠集遗文，井取前记，撰为国书。假有新进时贤，制作于此者，恐闺门既异，出入生疑，弦柱既易，善者或谬。自十五年以来，臣使国迁，频有南辕之事，故载笔遂寝，简牍弗张，其于书功录美，不其阙欤？

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宝，崇祖宗之业，景功未就，奄焉崩殒，凡百黎萌，若无天地。赖遇陛下体明睿之真，应保合之量，恢大明以烛物，履静恭以安邦，天清其气，地乐其静，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，可谓重明叠圣，元首康哉。惟先皇之开创造物，经纶浩旷，加以魏典流制，藻缋垂篇，穷理于有象，尽性于众变，可谓日月出矣，无幽不烛也。《记》曰：善迹者欲人继其行，善歌者欲人继其声。故《传》曰：文王基之，周公成之。又曰：无周公之才，不得行周公之事。今之亲王，可谓当之矣。然先皇之茂猷圣达，今王之懿美洞鉴，准之前代，其德靡悔也。时哉时哉，可不光昭哉！合德二仪者，先皇之陶君也。齐明日月者，先皇之洞照也。虑周四时者，先皇之茂功也。合契鬼神者，先皇之玄烛也。迁都改邑者，先皇之达也。变是协和者，先皇之鉴也。思同书轨者，先皇之远也。守在四夷者，先皇之略也。海外有截者，先皇之威也。礼田岐阳者，先皇之义也。张乐岱郊者，先皇之仁也。銮幸幽漠者，先皇之智也。燮伐南荆者，先皇之礼也。升中告成者，先皇之肃也。亲虔宗社者，先皇之敬也。衮实无阙者，先皇之德也。开物成务者，先皇之贞也。观乎人文者，先皇之蕴也。革弊创新者，先皇之志也。孝慈道洽者，先皇之衷也。先皇有大功二十，加以谦尊而光，为而弗有，可谓四三皇而六五帝矣。诚宜功书于竹素，声播于金石。

臣窃谓史官之达者，大则与日月齐明，小则与四时并茂。其大者孔子、左丘是也，小者史迁、班固是也。故能声流于无穷，义昭于来裔。是以金石可灭，而流风不泯者，其唯载籍乎？谚曰：「相门有相，将门有将」。斯不唯其性，盖言习之所得也。窃谓天文之官，太史之职，如有其人，宜其世矣。故《尚书》称羲和世掌天地之官，张衡赋曰「学乎旧史氏」，斯盖世传之义也。若夫良冶之子善知为裘，良弓之子善知为箕，物岂有定，习惯则知耳。所以言及此者，史职不修，事多沦旷，天人之际，不可须臾阙载也。是以谈、迁世事而功立，彪、固世事而名成，此乃前鉴之轨辙，后镜之蓍龟也。然前代史官之不终业者有之，皆陵迟之世，不能容善。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赋，伯喈违阁而就志。近僭晋之世，有佐郎王隐，为著作虞预所毁，亡官在家，昼则樵薪供爨，夜则观文属缀，集成《晋书》，存一代之事，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筝札而已。国之大籍，成于私家，末世之弊，乃至如此，史官之不遇，时也。

今大魏之史，职则身贵，禄则亲荣，优哉游哉，式谷尔休矣。而典谟弗恢者，其有以也。而故著作渔阳傅毗、北平阳尼、河间邢产、广平宋弁、昌黎韩显宗等，并以文才见举，注述是同，皆登年不永，弗终茂绩。前著作程灵虬，同时应举，共掌此务，今从他职，官非所司。唯崔光一人，虽不移任，然侍官两兼，故载述致阙。臣闻载籍之兴，由于大业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垂荐，起于德美，虽时有文质，史有备略，然历世相仍，不改此度也。昔史谈戒其子迁曰：「当世有美而不书，汝之罪也」。是以久而见美。孔明在蜀，不以史官留意，是以久而受讥。取之深衷，史谈之志贤亮远矣。《书》称「无旷庶官」，《诗》有「职思其忧」，臣虽今非所司，然昔忝斯任，故不以草茅自疏，敢言及于此。语曰：「患为之者不必知，知之者不得为」。臣诚不知，强欲为之耳。窃寻先朝赐臣名彪者，远则拟汉史之叔皮，近则准晋史之绍统，推名求义，欲罢不能，荷恩佩泽，死而后已。今求都下乞一静处，综理国籍，以终前志，官给事力，以充所须。虽不能光启大录，庶不为饱食终日耳。近则期月可就，远也三年有成，正本蕴之麟阁，副贰藏之名山（《魏书·李彪传》）。

尚书闾议，继近秦氏。臣职掌国籍，颇览前书，惜此正次，慨彼非绪。辄仰推帝始，远寻百王。魏虽建国君民，兆朕振古，祖黄制朔，绵迹有因。然此帝业，神元为首。案神元、晋武，往来和好。至于桓、穆，洛京破亡。二帝志摧聪、勒，思存晋氏，每助刘琨，申威并、冀。是以晋室衔扶救之仁，越石深代王之请。平文、太祖，抗衡苻石，终平燕氏，大造中区。则是司马祚终于郏、鄏，而元氏受命于云、代。盖自周之灭，及汉正号，几六十年，著苻尚赤。后虽张、贾殊议，暂疑而卒从火德，以继周氏。排虐嬴以比共工，蔑暴项而同吴广。近蠲谬伪，远即神正，若此之明也。宁使白蛇徒斩，雕云空结哉！自有晋倾沦，暨登国肇号，亦几六十馀载，物色旗帜，率多从黑。是又自然合应，玄同汉始。且秦并天下，革创法度，汉仍其制，少在变易。犹仰推五运，竟踵隆姬。而况刘、石、苻、燕，世业促褊，纲纪弗立。魏接其弊，自有彝典，岂可异汉之承木，舍晋而为土邪？夫皇统崇极，承运至重，必当推协天绪，考审王次，不可杂以僭窃，参之强狡。神元既晋武同世，桓、穆兴怀、悯接时。晋室之沦，平文始大，庙号太祖，抑亦有由。绍晋定德，孰曰不可，而欲次兹伪僭，岂非惑乎？臣所以屡㥪㥪惜之，唯垂察纳（《魏书·礼志》一。太和十四年，中书监高闾议，以为魏承秦，定为土德。秘书丞李彪、著作郎崔光等议，以为。）。

臣等受敕，共议中书监高闾、秘书丞李彪等二人所议皇魏行次。尚书高闾以石承晋为水德以燕承石为木德，以秦承燕为火德，大魏次秦为土德，皆以地据中夏，以为得统之徵。皇魏建号，事接秦末，晋既灭亡，天命在我。故因中原有寄，即而承之。彪等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并时，桓、穆二帝，仍修旧好。始自平文，逮于太祖，抗衡秦、赵，终平慕容。晋祚终于秦方，大魏兴于云、朔。据汉弃秦承周之义，以皇魏承晋为水德。二家之论，大略如此。臣等谨共参论，伏惟皇魏世王玄朔，下迄魏、晋，赵、秦二燕，虽地据中华，德祚微浅，并获推叙，于理未惬。又国家积德修长，道光万载。彪等职主东观，详究图史，所据之理，其致难夺。今欲从彪等所议，宜承晋为水德（《魏书·礼志》一。太和十四年，高闾议魏承秦为土德，李彪、崔光议魏承晋为水德。十五年正月，长乐王穆亮及陆睿、王元孙、冯诞、游明根、邓侍祖、李恺、郭祚、卫庆、封琳、崔挺、贾元寿等言。）。

伏见前御史中尉臣李彪，夙怀美意，创刊魏典，臣昔为彪所致，与之同业积年，其志力贞强，考述无倦，督劝群寮，注缀略举。虽顷来契阔，多所废离，近蒙收起，还综厥事。老而弥厉，史才日新，若克复旧职，专功不殆，必能昭明《春秋》，阐成皇籍。既先帝厚委，宿历高班，纤负微愆，应从涤洗。愚谓宜申以常伯，正绾著作，停其外役，展其内思，研积岁月，纪册必就。鸿声巨迹，蔚乎有章，盛轨懋咏，铄焉无泯矣（《魏书·李彪传》。景明二年春，崔光表。）。

伏闻当刑元愉妾李，加之屠割。妖惑扇乱，诚合此罪。但外人窃云，李今怀妊，例待分产。且臣寻诸旧典，兼推近事。戮至刳胎，谓之虐刑，桀纣之主，乃行斯事。君举必书，义无隐昧（《北史》作「讳」。），酷而乖法，何以示后？陛下春秋已长，未有储体，皇子襁褓，至有夭失。臣之愚识，知无不言，乞停李狱，以俟育孕（《魏书·崔光传》。永平元年秋，将刑元愉妾李氏。敕光为诏，光逡巡不作，奏云云。世宗纳之。又见《北史》四十四。）。

臣谨案《汉书·五行志》，宣帝黄龙元年，未央殿路軨中，雌鸡化为雄，毛变而不鸣，不将，无距。元帝初元中，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，渐化为雄，冠距鸣将。永光中，有献雄鸡生角。刘向以为鸡者小畜，主司时起居，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。言小臣将乘君之威，以害政事，指石显也。竟宁元年，石显伏辜，此其效也。灵帝光和元年，南宫寺雌为雄，一身毛皆似雄，但头冠尚未变。诏以问议郎蔡邕，邕对曰：「貌之不恭，则有鸡祸。臣窃推之，头为元首，人君之象也，今鸡一身已变，未至于头，而上知之，是将有其事，而不遂成之象也。若应之不精，政无所改，头冠或成，为患滋大」。是后张角作乱，称「黄巾贼」，遂破壤四方，疲于赋役，民多叛者。上不改政，遂至天下大乱。今之鸡状，虽与汉不同，而其应颇相类矣。向、邕并博达之士，考物验事，信而有证，诚可畏也。

臣以邕言推之，翅足众多，亦群下相扇助之象，雏而未大，脚羽差小，亦其势尚微，易制御也。臣闻灾异之见，皆所以示吉凶，明君睹之而惧，乃能招福；暗主视之弥慢，所用致祸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秦、汉之事多矣，此陛下所观者也。今或有自贱而贵，关预政事，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。南境死亡千计，白骨横野，存有酷恨之痛，殁为怨伤之魂。义阳屯师，盛夏未返；荆蛮狡猾，征人淹次。东州转轮，往多无还；百姓困穷，绞缢以殒。北方霜降，蚕妇辍事。群生憔悴，莫甚于今。此亦贾谊哭叹，谷永切谏之时。司寇行戮，君为之不举，陛下为民父母，所宜矜恤。国重戎战，用兵犹火，内外怨弊，易以乱离。陛下纵欲忽天下，岂不仰念太祖取之艰难，先帝经营劬劳也。

诚愿陛下留聪明之鉴，警天地之意，礼处左右，节其贵越。往者郑通、董贤之盛，爱之正所以害之。又躬飨加罕，宴宗或阙，时应亲肃郊庙，延敬诸父。检访四方，务加休息，爰发慈旨，抚振贫瘼。简费山池，减撤声饮，昼存政道，夜以安身。博采刍荒。进贤黜佞。则兆庶幸甚，妖弭庆进，祯祥集矣（《魏书·崔光传》。正始元年夏，有典事史元显献四足四翼鸡，诏散骑侍郎赵邕以问光，光表答云云。世宗览之，大悦。后数日，而茹皓等并以罪失伏法。又见《北史》四十四。）。

奉诏定五时朝服，案北京及迁都以来，未有斯制，辄勒礼官详据。大学博士崔瓒议云：「《周礼》及《礼记》，三冠六冕，承用区分，琐玉五采，配饰亦别，都无随气春夏之异。唯《月令》有青旂赤玉、黑衣、白辂，随四时而变，复不列弁冕，改用之玄黄。以此而推，五时之冠，《礼》既无文，若求诸正典，难以经证。案司马彪《续汉书·舆服》及《祭祀志》云：『迎气五郊，自永平中以《礼谶》并《月令》迎气服色，因采元始故事，兆五郊于洛阳』。又云，『五郊衣帻，各如方色』。又《续汉·礼仪志》：『立春，京都百官皆著青衣，服青帻，秋夏悉如其色』。自汉逮于魏晋，迎气五郊，用帻从服，改色随气。斯制因循，相承不革，冠冕仍旧，未闻有变。今皇魏宪章前代，损益从宜。五时之冠，愚谓如汉晋用帻为允（《魏书·礼志》四。熙平元年九月，侍中、仪同三司崔光奏。）。

去二十八日，有物出于太极之西序，敕以示臣，臣案其形，即《庄子》所谓「蒸成菌」者也。又云「朝菌不终晦朔」，雍门周所称「磨萧斧而伐朝菌」，皆指言蒸气郁长，非有根种，柔脆之质，凋殒速易，不延旬月，无拟斧斤。又多生墟落秽湿之地，罕起殿堂高华之所。今极宇崇丽，墙筑工密，粪朽弗加，沾濡不及，而兹菌欻构，厥状扶疏，诚足异也。夫野木生朝，野鸟入庙，古人以为败亡之象。然惧灾修德者，咸致休庆，所谓家利而怪先，国兴而妖豫。是故桑谷拱庭，太戊以昌。雊雉集鼎，武丁用熙。自比鸱鹊巢于庙殿，枭鹏鸣于宫寝，菌生宾阶轩坐之正，准诸往记，信可为诫。且东南未静，兵革不息，郊甸之内，大旱跨时，民劳物悴，莫此之甚。承天子育者，所宜矜恤。伏愿陛下追殷二宗感变之意，侧躬耸诚，惟新圣道，节夜饮之忻，强朝御之膳，养方富之年，保金玉之性，则魏祚可以永隆，皇寿等于山岳（《魏书·崔光传》。正始二年八月，光表。又见《北史》四十四。）。

《易》称「君子以治历明时」，《书》云「历象日月星辰」，「乃同律度量衡」，孔子陈后王之法，曰「谨权量，审法度」。《春秋》举「先王之正时也，履端于始」，又言「天子有日官」。是以昔在轩辕，容成作历，逮乎帝唐，羲和察影。皆所以审农时而重民事也。太和十一年，臣自博士迁著作，忝司载述，时旧钟律郎张明豫推步历法，治己丑元，草创未备。及迁中京，转为太史令，未几丧亡，所造致废。臣中修史，影明初，奏求奉车都尉、领太史令赵樊生，著作佐郎张洪，给事中、领太乐令公孙崇等造历，功未及讫，而樊生又丧，洪出除泾州长史，唯崇独专其任。暨永平初，亦已略举。时洪府解停京，又奏令重修前事，更取太史令赵胜、太庙令庞灵扶、明豫子龙祥共集秘书，与崇等详验，推建密历。然天道幽远，测步理深，候观迁延，岁月滋久，而崇及胜前后并丧。洪所造历为甲午、甲戌二元，又除豫州司马。灵扶亦除蒲阴令。洪至豫州，续造甲子、己亥二元。唯龙祥在京，独修前事，以皇魏运水德，为甲子元。兼校书郎李业兴本虽不豫，亦和造历，为戊子元。三家之术，并未申用。故贞静处士李谧私立历法，言合纪次，求就其兄玚追取，与洪等所造，递相参考，以知精粗。臣以仰测晷度，实难审正，又求更取诸能算术兼解经义者前司徒司马高绰、驸马都尉卢道虔、前冀州镇东长史祖莹、前并州秀才王延业、谒者仆射常景等，日集秘书，与史官同检疏密。并朝贵十五日一临，推验得失，择其善者，奏闻施用。限至岁终。但世代推移，轨宪时改，上元今古，考准或异，故三代课步，始卒各别。臣职豫其事，而朽惰已甚，既谢运筹之能，弥愧意算之艺，由是多历年世，兹业弗成，公私负责，俯仰惭腼（《魏书·律历志上》。延昌四年冬，侍中、国子祭酒领著作崔光表。）。

臣闻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立言。死而不朽，前哲所尚，思人爱树，自古称美。故乐平王从事中郎敦煌刘炳，著业凉城，遗文兹在，篇籍之美，颇足可观。如或衍衅，当蒙数世之宥，况乃维祖逮孙，相去未远，而令久沦早隶，不获收异，儒学之士，所为窃叹。臣忝职史，敢冒以闻奏，乞敕尚书，推检所属，甄免碎役，用广圣朝旌善继绝。敦化厉俗，于是乎在（《魏书·刘炳传》。正光三年，太保崔光奏。）。

彝及李韶，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，本在臣右，器能干世，又并为多，近来参差，便成替后。计其阶途，虽应迁陟，然恐班秩，犹未赐等。昔卫之公叔，引下同举，晋之士丐，推长伯游。古人所高，当时见许。敢缘斯义，乞降臣位一阶，授彼岩级，齐行圣庭，帖穆选叙（《魏书·张彝传》。肃宗初，侍中崔光表。）。

三临之事，乃自古礼，爰及汉魏，行之者稀。陛下至圣慈仁，方遵前轨，志必哀丧，虑同宁戚。臣等以为若期亲三临，大功宜再。始丧之初，哀之至极，既以情降，宜从始丧。大殓之临，伏如圣旨（《魏书·广川王略传》。略子谐，太和十九年薨，黄门侍郎崔光、宋弁，通直常侍刘芳，典命下大夫李元凯，中书侍郎高敏等议。）。

孔子云：「士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」。艺谓礼、乐、书、数、射御。明前四业，丈夫妇人所同修者。若射、御，唯主男子，事不及女。古之贤妃烈媛，母仪家国，垂训四海，宣教九宗，可秉道怀德，率遵仁礼。是以汉后马邓，术迈祖考，羊嫔蔡氏，具体伯喈。伏惟皇太后含圣履仁，临朝阐化，肃雍恺悌，靖徽齐穆，孝祀通于神明，和风溢于区宇。因时暇豫，清暑林园，远藐姑射，眷言矍相，弦矢所发，必中正鹄，威灵遐畅，义震上下。文武慑心，左右悦目，吾王不游，吾何以休，不窥重仞，安见富美。天情冲谦，动容祗愧，以为举非蚕织，事存无功，岂谓应乾顺民，裁成辅相者哉！臣不胜庆幸，谨上妇人文章录一帙，其集具在内，伏愿以时披览，仰裨未闻。息弯挟之劳，纳闲拱之泰，颐精养寿，栖神翰林（《魏书·崔光传》。时灵太后临朝，每于后园，亲执弓矢，光乃表上中古妇人文章，因以致谏。）。

《礼记》云：「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，是谓君臣为谑」。不言王后夫人，明无适臣家之义。夫人父母在，有时归宁，亲没，使卿大夫聘。《春秋》纪陈、宋、齐之女，并为周王后，无适本国之事。是制深于士大夫，许姬唁兄，又义不得，卫女思归，以礼自抑。《载驰》、《竹竿》，所为作也。汉上官皇后将废昌邑，霍光，外祖也，亲为宰辅，后犹御武帷，以接群臣，示男女之别，国之大节。伯姬待姆，安就炎燎，樊姜俟命，忍赴洪流。传皆缀集，以垂来训。昨轩驾频出，幸冯翊君、任城王第，虽渐中秋，馀热尚蒸，衡盖往还，圣躬烦倦。丰厨嘉醴，罄竭时羞，上寿弗限一觞，方丈甘逾百品，旦及日斜，接对不憩，非谓顺时而游，奉养有度。纵云辇崇凉，御筵安畅。左右仆侍，众过千百，扶卫跋涉，袍钾在身，蒙曝尘日，涣污流离，致时饥渴，餐饭不赡，赁马假乘，交费钱帛。昔人称陛下甚乐，臣等至苦，或其事也。伏惟皇太后月灵炳曜，坤仪挺茂，诞育帝躬，维兴魏道。德逾文母，仁迈和熹。亲以天至，远异莫间，爱由真固，非俟虚隆。纡屈銮驾，降临闉里，荣光帝京，士女藻悦。白首之耋，欣遇牺年，青衿之童，庆属唐日。千载之所难，一朝之为易，非至明超古，忘骄释吝，孰能若斯者哉？魏元以来，莫正斯美，兴居出入，自当坦然，岂同往嫌，曲有矫避。但帝族方衍，勋贵增迁，祗请遂多，将成彝式。陛下遵酌前王，贻厥后矩，天下为公，亿兆己任。专荐郊庙，止决大政，辅养神和，简息游幸。以德为车，以乐为御，考仁圣之风，习治国之道，则率土属赖，含生仰悦矣。臣过荷恩荣，所知必尽，默默唯唯，愚窃未敢，轻陈狂瞽，分贻宪坐（《魏书·崔光传》，又《北史》四十四。）。